一方面,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注一般的消费，目的在于为那些一般来说被认为文化性低的消费形式(如食品、服饰时尚、电视、民间创作、广告、流行歌曲等)提出合理的辩解，让这些形式在种类众多的审美品味中更加突出，传统的审美品味等级则被动摇。他的这一姿态所产生的结果明显脱离了巴特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动机。因此，在他196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食物的符号意义：在食物本身之外，它还承载着“想象、梦想、禁忌、品味、选择、价值”①。食品只是一个屏幕，上面放映着符号价值和情绪。同样，“买来的(被消费者体验过的)产品绝不是真实的产品”。他还补充到，这让经济学家们“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消费商品的理想属性”。分析研究通过将客体抬到符合消费者品味的高度，使广义上的审美感受性成为消费的基本点。即使是实用的功能型的技术元素也属于一种“集体想象”。正统文化领域过去只承认传统文学创作(如拉辛、萨德、傅里叶)，如今扩大到寻常物品(汽车、食品、广告)。撇开变化缓慢的道德、社会和审美规则，一切物品都变成了一种表现和文化系统的表达方式。严格说来，这些论据不仅没有使广告和消费品平庸化，而是将它们抬到了更高的象征地位上，让最寻常的品味变得高贵。反过来说，这一过程也让如艺术作品或传统文学这样的高贵物品变得平庸化，这与世俗现象和学院文化的均等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① 雅克·朗西埃，《感性的分享——审美与政治》，第49页。
②“大众在历史舞台上或在新’形象中的出现，首先并非大众的时代与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之间的联系。首先是视觉时尚的审美逻辑，一方面废除了表现传统的等级，另一方面废除了有利于从事物主体、人和社会身上解读信号的演说模型。”(同上，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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