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姿态——尤其出现在反全球化潮流中的作品里的批评—倾向于以回溯的方式将某些实体进行理想化，如工人阶级、正统权威、领土、历史等。其内容是反对扩张到生活方方面面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和政治谴责的对象，这种谴责的观点对个人和文化被同化为商品的现象表示惋惜。这一全球性的抵抗运动抗议品牌、贸易和广告对私人生活的入侵，以及对公共空间的商业性入侵。精神分析学的姿态同样也有一些与批评的姿态相同的疑难症状，即难以将难点中的新颖之处与其所需要面对的新鲜事物相结合。①由于资本主义通过给消费者提供释放心理冲动的机会，且无需考虑为了集体生活而压抑某些冲动来表现解禁，因此精神分析学的目的——不仅仅治疗目的，还包括社会目的——是很复杂的。精神分析继续尝试社会和个人的解放，反对压抑欲望的父权社会形态，这个解放进程至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到达第二阶段。精神分析学发现人们用限制愉悦感来回应消费者的过度需求，因此该学科的权威著作从此以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目的。尽管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标准化，精神分析将它过去的敌人(即国家、教会、学派、道德、家庭等)的信条削弱后拿来重新使用，因为这些机制具有能够抑制冲动愉悦感的力量。然而，这些机制若是原封不动是很难被接收的:对放纵的经济的批评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存在一种心理学上的常态，这种常态从未被审视过，而精神分析肯定持有开启这种常态的发条和钥匙。此外，所有可能被物化的种类(某些种类涉及实际物品，某些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他的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都以一种可争议的方式被压到经济领域中，甚至将家庭、父辈、法律和学校都变成失落的天堂。
① 这种方法是夏尔·梅尔曼(CharlesMELMAN)的著作《没有重心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享乐》(L'Homme sans gravité. Jouir à tout prix)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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