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还应该避免贵族模式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过去富裕的象征和审美黄金时代的遗迹在资本主义中的游移。事实上，审美品味标准化的背后有一段很长的、迂回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宫廷贵族。在当时，好品味诠释了自由决定权的力量，贵族规定规则，却让人们以为他们巧妙地绕过了规则。即使表面上是对规则的取消，实际上也是具有规范作用的。然而，规则(norme)—这个词来自来拉丁文norma,即角尺之意—是用来矫直、矫平、立正的。规定，就是强制一种闭合的存在模式，给情绪定规则，给社会多样性规定义务，这种社会多样性表现为彼此不但相异而且敌对的群众关系。而且，因为一项规则的制定一定与其他规则有关系，像思考绝对品味规则那样思考品味规则是没有结果的。绝对品味规则涉及与语言规则、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审美规则相应的行动。在17世纪，雄辩术的规则，是贵族在特定场合的社交中使用的语言工具，用于宫廷贵族间的竞争和微妙的地位博弈。在某种角度下，审美品味的诞生与18世纪末公制量度系统的建立没有区别。它们是满足同一种集体要求的工具。人们从礼仪的规则开始，然后推广美的规则，最后是经济和愉悦的规则，中间贯穿了卫生学和技术的规则。因为这些原因，品味向经济的偏移严格来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承认原始纯粹的秩序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品味作为社会与经济的交合点。品味的重要性在于它有能力生产创造经济价值所必需的无形价值，市场力图将这些无形价值转换成可交换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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