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价能力需要生产差异而不是破坏差异，强烈意义上的社会异常的缺陷导致品味失去有效性。在这一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的怀旧情绪，没有任何对黄金时代的忧伤感觉，没有任何道德建议，仅仅有告知品味多产经济的运作条件的义务。审美评价被剥夺了其作用的边缘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可归结为一种调整，而不是满足、决定和个性化的有力手段。
因此，品味积极地体现在权威人群的意见里，体现为评估的完全不平等性和不公正性、判断的优越性和力量、表达的不均等性、审美意见的差异性，以及否定和反感的表达。所有的审美评价最初都是独特的，然后追求审美差异的再吸收、争论的不让步规则以及对所有它认为异常的事物的毁灭。尼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普遍品味是如何变化的？因为那些独立的、强大的、有影响力的个体不知廉耻地表达他们的hoc estridiculum, hoc est absurdum(这很可笑,这很荒谬),即他们对品味和反感的判断，并且他们通过这样的声明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将他们的好恶强加给别人:他们让好几个人遭受这样的约束，然后渐渐地变成更多人的习惯，甚至所有人的需求。”①
①尼采，《快乐的知识》，卷一，第39页。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