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致富的人通常与高贵的出身相去甚远，相反，他们往往具备较低阶级者的所有特点：生活的朴素促使他们改善自已的条件。地位卑微的人最能够回应工业社会发展的期待，因为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必然能够摆脱高阶级者闲散的习惯。而那些怀有经济野心的贵族则更应该早早摆脱根深蒂固的旧习俗，与他原本的社会阶级分道扬镳。
斯密如此表述他所捍卫的生活方式，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坚决放弃现有的安逸和愉悦，是为了等待虽然遥远、但会更持久的更大的安逸和愉悦。”②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这最后一种品质与贵族阶级必须隐藏自己情感的态度仍然相似，这使他们能够为了纯粹社会化的目的而谋算行动。从此，重要的是在某些场合下，在平衡与压力的潮起潮落之间，能够自我控制。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有一个共同点，相比起即时的情感反应，他们都更重视长期计划。然而，为了获取收益所运用的谋算原本就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需要考虑计算金钱的得失。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则是一个通过声誉和地位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机遇问题。在改革者看来，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与之相称的生活，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情；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名誉和好品味消费，这种消费注定是超出其经济能力的。缩减开销至适应一般生活需求即可，反而能够提高致富的机会。①审慎，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为了利已目的开始节约计划，这是必须预想的、无法逃避的纪律，它要求人们“花足够的时间慎重冷静地思考可能的后果”。②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卷四，第2章，第296页。
②同上，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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