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避免将消费者归入大众的方法，有利于群体归属感的包围和集体感受性的获得的过程，是尽力使众多的公众群体取代可预见的同质化的人群。事实上，任何公众都只有在异质化的形式下、不可能被限定界限的情况下才存在。只要公众是建立在非个人关系的基础上，它就具备出席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中介性质的，从来不是实际的出席。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形象，而是从稳定变得动荡，符合迫使它重新自我塑造的同质化进程。
疏导、控制这种社会团体的困难有两种显著特征。一方面，个人与人群相反，人群的关注是可预测的，只集中在一个单一世界上，而个人在彼此间互相渗透的同时，事实上可以同时属于好几个公众。另一方面，公众是国际化的，因为话语的传播宣传特性是一种不同于演说家直面听众的话语的非物质化的力量，公众在原则上是较少暴露于市场的掌控之下的。公众的协作性本质为其争论的潜力服务。与其个性化能力相关，审美公众的力量是被一种远距离作用模式所操控和调节的，在这种模式中，出席必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够操作。
另一方面，尼采的思想有助于对通讯工具的思考，因为他认为通讯工具是使他所说的“远距离恋爱”成为可能的媒介。任何情感共鸣都应该具备中介的条件。然而，在要求撤销所有距离的同时，无条件的情感共鸣则企图毁灭一切与我们不同的事物，一切形态的个性。消除个体间距离的愿望，尤其是通过情感共鸣伦理来消除距离的愿望，导致了个体与苦难的独特性的毁灭。①此外，尼采看到了一种威胁到个性化原则的新危险，即人工传播手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流急速涌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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