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危机形成和解决理论的这些方面的普遍意义，很少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尽管有很多相关历史证据：商业周期与新技术浪潮，商业周期与大规模的“无形损耗”浪潮，都以马克思概述的方式出现。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是固定资本)被看做是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只要看看中国应对2008—2009年危机时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就可以明白这些关系是如何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点是多么必要，“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一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①尽管马克思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地震、海啸的影响，但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个见解扩展到分析中国2009年经历的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就像英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那样)，所以不需要紧缩(如罗斯托和美国现今的共和党所鼓吹的那样)就能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浪潮提供资金。然而，就像马克思如此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这里也有“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①的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领域，各式各样固定资本(包括固定在土地上的大量基础设施)的“无形损耗”能够也确实周期性地通过无数种方式演变成严重的破坏和危机(尤其是资产价值)。马克思指出了这种一般的可能性，但没有深入阐述，这在我看来是个遗憾。马克思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想法，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要做的工作。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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