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住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
加速折旧引起了现有固定资本的贬值，它的价值还没有通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全部回流。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显然会引发危机。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的，它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以换班和夜间工作的形式来劳动，以在无形损耗还没有冲击自己时就尽可能快地收回固定资本的价值。但是第二卷一点也没有强调“无形损耗”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比如那些使固定资本陷入困境的位置变化)导致的固定资本大规模贬值的普遍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提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探索这些意义。
马克思说，普遍的危机(显然，资本遭受了价值损失)也许是更新、补偿现存的固定资本的好时机。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论述。危机中，很多现存的固定资本处于闲置、贬值的状态(资本利用率非常低)，所以有货币贮藏的资本家或许就会抛弃现存设备来进行更新(尤其是因为新固定资本的花费比较低)。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近期的实例是由联邦政府在2008年启动的所谓“旧车换现金”计划。消费者在旧车还没废弃时被给予现金，让他们买新车、弃旧车。这样做的目标是活跃汽车市场，促进汽车产业的繁荣。对加速折旧的税收减免是另外一个影响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再投资的公共政策因素。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位时实行过。这是对大量现存的和新的固定资本进行加速折旧的公共补贴。事实上，这实际上补贴了资本向美国南部和西部的运动以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去工业化。当然，这样做是否具有更普遍的“有效性”，取决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区位可能性的存在。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是技术和制度更新在危机条件下发生的显著时期，结果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固定资本投资模式(以汽车、电气化以及加州的开发为基础)，它在二战后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它“也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当前萧条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相似的固定资本投资环境的重组过程呢？如果存在，那在哪里？中国吗？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0—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6—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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