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里发现的过度剥削在另一种意义上非常重要。由于工厂体制的确在扩散和增长，有时会对其他生产体制造成难以置信的竞争压力，工人就开始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工厂劳动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们建立了工会并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成为普遍的行为。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回归古老的商业模式以进行过度剥削，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出现了商业资本家的复兴(甚至重商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复兴)，以及高度剥削的网络和分散的、分包的生产链的激增。但是，在特定场所和地区的生产中，这种实践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工厂生产的竞争优势。例如，香港因为这种形式的作坊和家庭劳动生产而驰名相比之下，新加坡更多是公司化的组织，韩国则选择了大规模工厂生产的经典道路，结果导致了在香港无法想象的强大的劳工运动。在我看来，目的论的假定是不成立的。我将提出，不同劳动体制间的竞争仍然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反过来意味着生产者和商人相对作用的差别。全球经济中存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场所，在那里生产者似乎的确支配着商人；然而在其他地方和部门，情况则恰好相反。例如，在汽车工业，生产者倾向于支配着分销商；但是现在纺织品行业几乎总是完全相反。然而，在通用汽车的案例中，一种叫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混合形式出现了，这个公司成为通用汽车组织汽车信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分支(最终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中取得了银行资格)。
马克思主张“生产占主导地位”以及商人的活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命题，仍然有明显的合理性。尽管商业资本家一度依靠贱买贵卖的欺诈和掠夺性勾当牟利，他们现在不得不组织受它们影响的直接生产去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一商人一拿到了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因此，马克思关于商人资本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命题仍然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商业资本家不得不从属于，或者现在就从属于生产者的力量；也不意味着商人不再进行掠夺性积累(在这方面他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的勾当。例如，在美国最近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危机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按揭贷款机构被证明在2000年到2007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间，诈骗了上百万人的数十亿美元价值的资产。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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