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般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假设众多从17世纪就开始研究这个话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为理解身边复杂的经济世界作出了真诚的尝试。当然有“庸俗的”经济学家试图为自己生来就享有的阶级特权进行辩护但是威廉·配第，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其愚蠢的观点也揭示出了资本内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的精彩剖析一样)。通过批判性地(运用了辩证法)探索他们的经济理论及其观点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目的就如他在《资本论》前言中说的那样，是要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做出另一种解释。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科学，而没有直接用到历史、人类学和统计调查归纳。这一方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最为明显，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存在。马克思引用了很多当局(有人认为过多了，很多情况下我同意这一批评)的资料，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文献(比如来自马克思所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工厂巡视员报告)。那么马克思怎样诠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方法呢?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确定研究主题的呢?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对自己观点的叙述很容易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混淆起来。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利润率的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规律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深入研究才能解决。总的来说他接受了规律的主要内容，但是对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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