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些章节中论证的思路从流通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更加深层的领域。在第二卷中提到的所有的弱点、脆弱性和潜在的崩溃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货币资本和更为重要的货币资本家，拥有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货币形式的拜物教特征容许了这些幻象和谎言的产生，但是它们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为不可控的、剧烈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但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两个角色却被内化到同一个人身上了。因此，个人如何感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作出反应，对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并不习惯于探索这些“个别性”，比如企业家精神的内在作用、预期的心理学和信任在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但在这些章节中，确实出现了足够多的旁白，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整体分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在之后由凯恩斯作了更明确的分析，并且“预期”现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这里的分析有助于理解2007—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和之前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能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当运用马克思在分析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危机时所提出的不完整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理论时，也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拓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技术分析所围绕的哲学主轴体现在下面这段评论中：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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