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警告，这个排除有时是过分的(比如对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应该做出说明)。面对这样的情况，马克思通常的做法是对问题做一个简短的描述(比如与自然的关系或工人的消费需求)，然后在回到对生产一般的研究之前加入一些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马克思在这样的问题上几乎不费过多的笔墨(很少超过几段话，有时甚至只有一两句话)。
那么，在自己已经有了辩证的、关系的和有机的方法去理解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如此严格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知识结构呢？我对此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我能肯定的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由文本得出的证据不容置疑)。我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根本的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所以为了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不足，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术语的一般性质。因此如果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假定了一个非强制的自由市场，那么马克思也需要这样做(就像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也需要使用这个基础。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但还是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术语而拒绝了其他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或效用的问题(我们不久将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不对自己选择的逻辑进行解释。很明显他通篇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第四个层次—普遍性—涉及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作“包裹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自然法则中”的做法表示了强烈反对。马克思反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化”，从不放弃任何抨击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机会(包括李嘉图学派和马尔萨斯学派认为利润率注定会下降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地租上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不能用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解释。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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