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崛起所固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在法国银行家伊萨克·贝列拉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他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①因此，就让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来谈谈这种“有趣的性质”是什么(正如马克思在36章所做的)。
19世纪30年代，贝列拉兄弟(伊萨克和埃米尔)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那里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并把一些乌托邦想法(尤其是关于联合资本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付诸实践。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圣西门(1760—1825)“天才般的如百科全书一样的头脑”。②圣西门想要给国王提供建议，于是他给国王寄了很多书信，提出了改善集体生活的各种途径，以避免他所极度厌恶的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变革。圣西门大概是最早提出欧盟之类想法的思想家之一。假如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政府应该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从而在仁慈的君主制度下可以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阶级的利益。他还强调了将资本和劳动力(包括手工艺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以建造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福利的大规模(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项目和市政工程的重要性。为了使之变为现实，就需要将分散在社会中的以浪费形式存在的小量货币资本以联合的形式集中起来。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发动政变，次年登基，是圣西门思想的“粉丝”，有时被称为“骑在马背上的圣西门”。他通过兴办大型项目来调动1848年危机和革命运动后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些项目中，贝列拉兄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创办了新型的信用机构，把无数分散的小额资本集合成圣西门所主张的联合资本，因此支配了第二帝国的金融体系。他们通过对信用纸币的控制，成为豪斯曼男爵重建和改造巴黎的大规模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以此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他们热衷于建造住宅楼和百货商店，同时也垄断了公共设施(如煤气灯)和城市内部新的运输、通信事业。但是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繁荣，伴随着贝列拉兄弟和保守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业之间传奇性的敌对竞争(左拉的小说《金钱》中有集中的描述)终于在1867年的金融崩溃中结束了。这次崩溃完全摧毁了贝列拉兄弟的投机信用帝国。马克思写以下内容的时候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敌对关系：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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