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用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它具备冲破一切资本积累的货币障碍而无限制增长的能力。纸币(欠条)的创造会导致无限制的可能性。美国2001年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这样出现的。价格在上升，每个人都从房价上涨中大赚一笔，而且他们赚得越多，价格就涨得越多。房子就像ATM机一样，没有提取的限制，直到人们意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收入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接踵而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土地投机热潮破灭之后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当崩溃来临时，所有者(掌控着硬通货)的资产流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发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止赎、损失和资产贬值就越积越多。
那么这件事普遍的现代意义是什么？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货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正式废除了。这也许看起来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关。他不是说过“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吗？当然，金依旧扮演一个重要的残留角色。当对纸币和信用货币的信念发生严重的动摇时，金价会激涨，正如过去几年中发生的那样。少数人依旧感觉金是最保值的物品，有关投资金的广告非常多。也许投资金是对的(如果金价在未来五年内翻了三倍，那么我们将后悔没有投资)。但是在当代，要回到金本位是不太可能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对持续扩张的世界贸易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会使世界陷入长期的萧条当中。世界经济依赖于信用经济，并且摆脱不了。
但是，如果整个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枢纽”消失了，那么什么会取代它成为枢纽呢？答案就是世界央行和国家监管当局两者的结合体(我把它称作“国家-金融联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了全球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枢纽就是英格兰银行，而对我们而言，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和世界其他央行及监管当局，比如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央行。然而它们的效果是，用人造的制度取代依赖于实际商品生产(金和银)的调节机制。人们的判断是信用创造的唯一规则。但是，人造的制度能正确发挥作用吗？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央行的组织和调节，以及政策是如何由国家机构制定出来以应对信用制度的周期性过剩的。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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