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1844年的银行法案是危机的起因：但是该法案的确加强、加速了其他原因(马克思没有说是什么)造成的危机。但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无法对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作出恰当反应呢？这一定是欧洲央行在债务危机时一直被问到的基本问题。这次危机在2011年不仅“吞噬”了希腊，也“吞噬”了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把1844年的银行法案描述为“错误的”，可以猜测他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不会加剧危机的更好的法案。人类的信用和银行制度可能会被建设得足够灵活，以适应变化的产出、价格和(更重要的)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存在一个能容纳促进危机形成的基本矛盾的金融制度吗？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政策全赖于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①
信用制度深深地根植于商品货币，但后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被彻底、正式地废除了(在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马克思会支持当代的哪些转变。他肯定会更支持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货币主义(他多次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但是我认为，他将永远不可能相信金融改革能够抑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更不用说克服了。我认为仔细地阅读这些章节，你会支持这个观点。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对信用的分析，马克思似乎把他对资本的定义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
在金融体系内发生的明显的、周期性的狂热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马克思的回答是非常清晰的。货币关系要适应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那么信用就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由贵金属基础(以及可以兑换金的银行券)所形成的障碍一定要克服，因为金和银不仅不合适(因为它们相对于商品产出波动变化并不灵活)，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够的(由于储量的有限性)。此外，一切资本投资(都预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都具有的投机性质必然会被嵌入到生息货币资本的循环流通中去。并且，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看到的，变幻莫测的不同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只能由一个活跃的信用制度来调节；从储备中释放的“非能动资本”在加速(而不是阻止)资本积累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列拉兄弟的做法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打破了货币基础的限制，让控制了大量金的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惊失色。但是1867年的崩溃表明了贝列拉兄弟做法的弱点，因此似乎证明了罗斯柴尔德的(以及马克思的？)信念金具有终极的力量。但是贝列拉兄弟在这十五年间成功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建筑环境。当我们漫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享受着公园、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欣赏着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时，至今仍感到震撼。贝列拉兄弟是空想家和冒险家，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拥有信念并且能把事情做好；而故步自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相反。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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