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立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①
这与2011年危机中希腊债券利息率发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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