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当代许多正在进行的运动相信这一时机已经再次来临了一通过接管工厂进行的生产的民主化，可选择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Economy)的发展，物物交换网络和其他合作形式——它们本身就是一条通向一个彻底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重建的道路。尽管许多参与者意识到，在合作社形式里，不仅自我剥削十分困难，而且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了他们寻求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缺陷，这条道路还是经常被描述为民主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唯一选择。似乎信用制度的兴起和资本社会化提供了合作社和工人控制可能兴盛的“自然”基础。然而，这里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信用集中于工人控制的国家手中的要求。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例子一蒙德拉贡。它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成功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能生存下去部分是因为它在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流通间建立了联系。它有自己的信用和零售结构。股东之间的报酬差异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决策的制定是民主的。讽刺的是，左翼对蒙德拉贡的主要批评是它像公司和股份企业一样运作。因此，正如马克思直觉地感到的那样，在联合起来的资本(圣西门曾做过大量阐述)和可替代的合作起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产生和生存)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连续性。如果地球被蒙德拉贡覆盖，如果工人控制的企业在阿根廷可以生存并扩散，即便它们必然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和自我剥削，那么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且可能进步得多的世界里。马克思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并将其描述为自我解体的矛盾时，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些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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