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重建的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等级制结构，大致就是如此。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它的作用，马克思似乎非常矛盾。在这儿没有清晰的理论引导我们。问题是要在给定的情形下弄清实际上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每一层似乎都构建得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商品货币构成了无止境的积累的限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它们对疯狂的投机活动和虚拟资本的流动施加了强有力的规训力量。商品货币的废除(我认为马克思绝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如果他曾经认为这在技术上可能的话)把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从货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这把规训信用的重担转移到不可靠的、有时反复无常的人类机构手中，比如中央银行。那么中央银行(和其他方面的国家管制机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不破坏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情形下恢复信用制度内的秩序，而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凯恩斯主义者继续幻想它的可能性)。等级制结构绝不可能是稳定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更仔细地考察生息资本是如何横向地流通的。生息资本的“流”来自某个地方并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渠道，其中只有一部分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
处于信用制度内的货币资本家只是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使用自有资本经营。但是他们的货币权力主要来源于集中他人的剩余货币这些人使用银行服务，要么将其作为资金转移的中介，要么作为存放(暂时地或长期地)闲置现金余额(不然会被贮藏)的安全场所，并以利息率作为回报。这些剩余货币来自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也来自我们在第二卷中看见的，需要贮藏货币来满足周转时间差异和固定资本投资与替换需要的资本家。银行靠利息差赚钱，比如，3%利率借入的货币，以5%的利率借出。通过这种方式，货币流向信用池中，可利用的信用规模不断增大。但是这样集中起来的货币最终流向哪里呢？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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