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为了取得和购买资产及其他索取收入的纸质证书而进行的借贷(比如自然资源的特许权、专利、土地和房产的租金)
资产市场(从艺术投资到土地和资源买卖的所有事物)的扩散已经成为近来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涌向这些市场。
银行家一般不歧视(尽管他们可能会专门化)这些不同的借贷选择。他们的资本会流向任何需求、回报率和安全性最有利的地方，以及任何未来前景看起来最光明的地方。预期—对未来的信念在这些市场的运转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也存在这种可能，即一些投资可能性被其他需求(和预期)更高的投资所“挤出”。(这是常见的对大规模政府借贷或资产泡沫的批评：它们挤出了对生产性活动的投资并增加了其他投资活动的利息成本。)信用制度通常不歧视不同形式的投资，当然也不歧视纯粹虚拟的投资，部分虚拟的投资(至少与剩余价值生产存在松散的联系)，以及作为借贷(货币)资本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投资。在生息货币资本的流动中，不平衡会频繁发生。恰恰因为这些资本是独立的、自主的，它们可以影响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同时自己周期性地单独酝酿一场危机。例如，如果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流入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正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0年后的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情况)，那么，就会造成信用流通的巨大扭曲和资产价值的投机性繁荣，直到崩溃发生并进行强制纠正。
如果我们从多种视角来观察这些信贷流通，很明显，银行业和信贷阶层(马克思偶尔称其为“阶级”)在维持、扩张(如果可能的话)虚拟资本流通的不同市场方面有很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如果渠道相对容易操纵和利用的话。例如，即使在泡沫状况还不明显的时候，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把信用扩张到房屋所有权。这是资本从一般消费者，特别是从劳动者那里重获财富的主要方式。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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