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清晰地找到解释。
因此，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当代的消费主义找到比目前更好的解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解释消费方面不太有效(马克思反对把太多消费的例子加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同样适用于生产性消费—在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用劳动消费原材料。控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个性的困难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马里奥·特隆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中)，正是这种个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潜力。①
在当代，大量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领域；但不幸的是它们之中大多没有将其置于马克思构想的总体关系之中。确实，很多研究都反对资本积累的规律性。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演进的有机整体来理解(与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因此任何对当代形势加以理解的尝试，都要求我们把消费、政治主体性和个体的审美、文化、政治偏好加入到研究框架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品。
当然，人类的欲望世界无法摆脱资本的运动规律的显著影响。资本改变物质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理念、心理、想法、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发生变化的方式。当资本的运动规律使郊区化成为了对过度积累这个固有问题的回应时，品位、偏好、想法、需求、欲望和政治主体性也会随之改变。一旦这些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偏好的刚性会对革命性的变化造成重大阻碍。例如，如果为了给资本积累开辟新道路，或者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需要进行再城市化，就需要发动革命和拒绝郊区的生活方式，那么需要首先面对并最终克服的便是强大的支持郊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选民。
导言
①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Pluto Press, 1991) ;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Edinburgh: Anti/Theses/AK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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