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这些章节与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章节有着相同的职能，它们重新提到了农奴制度与其他动员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写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时就已经完成了关于商业资本和信用的历史性章节，但是他极少向我们提及第三卷中具有历史启发性的材料。
第二卷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历史。当我们深入到第三卷中有关金融和信用的材料时，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卷人到《资本论》中对1848年和1857年实际危机的具体分析当中。尽管这些危机被描述为商业和金融危机，并从某种程度来说“独立自主”于马克思在别处提到过的资本运动的深层规律，但是不难看出，我们在第二卷第一章概述的中断与阻碍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转变为历史事件和现实。
然而，马克思理论中一些缺失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对《资本的限度》一书的总结中，我提出了两个需要立刻引起我们注意的一般话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有趣的是，在我关于第二卷的课程的最后几节课的讨论中，参与者在没有受到我的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几乎都只提到了这两个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现在将增加与自然关系的动态的问题，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中予以详细研究。当然，现在有大量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献。但是，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激烈争论使马克思主义者精疲力尽，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主体性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消失了，许多环保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采取了敌对态度，这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困难。
例如，除了谈到有关决定商品易腐性的物质条件，“自然”磨损的速度，与劳动时间相对的生产时间，固定资本的生命周期，克服空间距离的费用和时间，还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等等以外，第一卷中时常被提到的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在第二卷中鲜有提及。因而我们对资本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有所警惕，但是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可能的结果(或矛盾)，以及这种变化与世界市场的建构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关系。并且尽管马克思十分不屑于马尔萨斯对人民大众的贫穷和苦难所作的“自然性”解释，他也并不否认，自然的稀缺性(尤其是随着地租的榨取和投机而恶化了)和人口增长的动态，对于同时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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