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规训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相信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处于开始阶段。我猜测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认为关于金融的章节可能是第三卷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当然，马克思也引入了一些最小化原则进行分析(比如，如果所有资本家都放弃生产而靠利息生活，那么资本积累很快就会停止)。并且存在这样一个推测：危机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信用安排的发展之间关系融洽与否的测度。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识别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被称作“决定论”的方面。我认为全世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可能有大量特殊的分配和制度(政治)安排以及消费体制，“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一些安排和体制比其它的更为成功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压力很可能推动向更为成功的积累模式的转变。在历史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日本引领了这种转变。然后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现在则是东亚模式。但是正如全球霸权转移的历史所表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因素从未消失。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一直带给我们这样的热点问题：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来说最成功的积累模式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使资本成功地实现再生产的根本方式。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流通的独立和自主的形式，及其周期性引发的危机。没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资本不可能适应、再生产和增长。
这说明了资本和譬如消费的个别性相比，是多么的稳健和富有弹性。由于这可能是马克思理论中问题更多的部分之一—他没有讨论消费主义，更不用说将其理论化了一让我给出一个我个人的非常奇怪并且完全独特的例子。我一直都对英式苦果酱情有独钟。我们英国人对这种独特味道的喜爱也许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也许是一种怪异的文化意识，但是我们很多英国人只有在早餐时吃点苦的东西才能开始新的一天。我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英国时习惯了自制果酱(就像以前我妈妈和祖母那样)。偶然的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我很多搞学术的同事都和我有一样的习惯。每当一二月时，全英国的厨房都在忙着做果酱。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买不到做果酱用的苦橙子。为了买到苦橙子并将其制作成果浆，我总能为自己在一二月份时待在欧洲找到借口，当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用这些果浆制作苦果酱。我甚至设法获得了在一月份去科尔多瓦的邀请，那里苦橙子铺满了壮丽的清真寺旁边的美丽的穆斯林院子。我采集了一些苦橙子(我的做法令当地人大为吃惊，他们一直告诉我这些橙子不能食用)，并在我的旅馆房间内将它们做成果浆这引起了旅馆员工的议论，因为他们都受不了果浆的那种刺激性气味。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还有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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