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实现取决于消费不仅包括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性消费，还包括其他人的最终消费。在第二卷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的消费可能有一定的作用②。但是马克思随后添加了一段关于国家间贸易和重商主义的有趣的评论。他说，重商主义的辩护人有一套“冗长的说教”：
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③
有一些人，例如凯文·菲利普斯④，相信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而美国担当的正是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进行债务支撑的消费主义)，中国人和德国人则以美国消费者为代价储蓄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奥巴马当局在出席2010年秋季在首尔举行的G20峰会时，提议减少全球体系中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和德国是反对这个提议的主要国家。所以，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确实存在，而且状况良好—美国似乎仍然乐于担当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68—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美国政治评论家，其著作《金融大崩盘》(BadMoney)已有中文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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