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方向，受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9 年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精神的影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与条件——无论这些被理解为“社会的”（如波兰尼所述）、人类学的或本体论的（见下文第四章奈格里的文章）。社会性解释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对马克思所称的“形式吸纳”有了新的强调：作为把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整合进价值生产过程的一种整合方式；这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内部通过变形而被“实质吸纳”于资本相区分。<sup>20</sup>这一点发挥两个作用：一是解释那些近来或仍处在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口上仍占世界大多数）“结合与不均衡的发展”的动力学，这些社会在各种社会层面上保留着大量非资本主义实践，这些实践在资本主导的再生产回路之外或之内相并存；二是把资本主义特征的界限设想为即便在最资本化的社会中也存在的想象性界限—类似于作为残余自主社会存在形式的“人性”的界限。
另一方向，在关注点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从专注于价值生产（《资本论》第一卷所采取的立场）转向对再生产，尤其是社会再生产的关注，这与关于“永久原始积累”（见下文第五、六、八章）的论点趋同。《资本论》第二卷讨论资本为实现扩大再生产而流通的循环，但它并未注意到可变资本的“非经济”再生产，即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包括新人的生产，也未关注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更广泛社会条件，即“上层建筑”。这种转向由两大动力促成：一是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兴趣，他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的理念来概括，并零散地呈现在生前遗稿 1969-1972 年间的《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中；<sup>21</sup>二是女性主义对马克思狭隘的以价值为中心的生产主义的批判，强调工人阶级家庭的亲属关系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sup>22</sup>这些文献的成果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新波兰尼式的方法中被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式的概念更为复杂。<sup>23</sup>
导论
12
<sup>20</sup> 例如参见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以及我的评论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47-51,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reviews/individual-reviews/marx-after-marx-after-marx-after-marx.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