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社会强调要帮助非西方移民女性融入社会、实现解放，包括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其可行性在于：与男性移民和种族化工人不同，这些女性目前在社会再生产的儿童保育、养老护理、清洁服务领域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与其像男性移民那样常被贴上“抢工作的人”“文化与社会威胁”的标签，穆斯林及非西方移民女性通过提供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被商品化的服务，为西欧人参与公共领域工作创造了条件。
总之，我认为，在公众想象中，视移民及种族化女性为需要特殊关注乃至“拯救”的群体的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且与她们（当前或未来）在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紧密相关。我所提出的女性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者在种族主义运动中挪用女性主义议题的现象，因此应当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国家移民政策进行特定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重组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广泛地说，是在西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大环境中发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能在排外政治中利用性别平等的解放理念，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三十年来西欧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特定重构。
社会再生产与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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