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取一个圆整的周年数，以此举办一场记忆的仪式。然而，即便是当下盛行的强大记忆文化的自大狂热，也终究有其限度。并非一切在历史上死去的事物，都能在文化上被延续为生。这便是我们应当从其历史之死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又一理由。因此，与其纪念它曾经的生命，不如将注意力转向那些《资本论》在其中获得身后生命的、往往充满矛盾的历史与语言的交汇时刻。
自由，作为摆脱马克思的自由
在汉斯·摩根陶的父亲帮助那些弥留之际的病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带进坟墓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群人却在庆祝，庆祝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些著作的束缚。马歇尔·伯曼在谈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时写道：“到了20世纪末，许多曾生活在共产主义警察国家的前公民都觉得，没有马克思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解放。”<sup>1</sup>
然而，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若记得，在这些地区，马克思的著作——连同其他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文本，几十年来都被奉为教条，成为地方独裁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撑，就会明白这种“摆脱”的情绪从何而来。伯曼称此为一种灾难——不仅是对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灾难，更是对卡尔·马克思的文本及其真正读者的灾难。正因如此，这些真正的读者同样把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一种解放。唯有在一个没有马克思的世界里，人们才能再次自由地阅读马克思。
然而问题在于：谁才是这些真正的马克思读者？伯曼毫不含糊地回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把这场世纪末的坍塌视为一次幸运的堕落。”<sup>2</sup>如果伯曼是对的，那么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失败，才使它得以为后世保存。更进一步地看，似乎只有当历史本身，以及那些以马克思概念塑造历史的人们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摒弃了他的论证之后，这些思想才得以重新出现，仿佛奇迹般被净化，恢复了其理论的纯真。这种转变可谓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历史性升华：在其中，整个历史领域被回溯性地呈现为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异域与敌土；而这些思想如今仿佛从自身的异化之中复原，重新安顿于一种非历史的真实性之中。但问题仍在：伯曼所说的这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真的是马克思的真正读者吗？难道马克思的写作对象，不正是另一些人吗？那些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明白无误地呼唤的“全世界的工人”？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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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sup> Marshall Berman, ‘Tearing Away the Vei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tearing-away-the-veils-the-communist-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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