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在历史上实际上表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具体说来，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这一过程既内含又依赖于一种大规模的暴力使用，既包括结构性的暴力，也包括直接的公开暴力。然而，这一点通常被排除在民主革命的宏大叙事之外；不仅因为它揭示了那场光荣历史事件的丑陋一面，还有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9年及其后，人们都在谈论民主，却几乎无人提及资本主义。
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它将整个事件总体化，即所谓的自由平等个体这一抽象形象。它最初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然而在以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系中，这一形象却被禁止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尽管如此，它仍然以一种本质上并不属于它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社会领域。回想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局限的批判，他受到黑格尔的启发，并体现在资产阶级双重人（Homo du-plex）的概念中，我们可以说，在一党制的自由斗争中，抽象的政治形象公民（citoyen）被转移为其非政治的替身，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在这里，在市民社会的舞台上，置身于党国体制的背后，抽象的政治形象公民上演了一种独角戏，伪装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它最典型的体现，是那些为人权英勇斗争的反共异议者。最终，当 1989年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群众高呼东欧最著名的异议者之一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名字：Havel na hrad——哈维尔上城堡，即传统国家权力中心时，这出戏剧宣告结束。在这一资产阶级双重人复归的形象中，政治自由终于得以重建。哈维尔，作为国家领导人，走进了城堡；而哈维尔——剧作家、丈夫、天鹅绒地下乐队（Velvet Underground）粉丝，则留在布拉格市中心，与市民们同处于剧院、啤酒花园和知识分子沙龙中。似乎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复辟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反而称之为“向民主的过渡”。
自由之日，渐趋黯淡：《资本论》、翻译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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