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在世界的屠杀场面前缄默无言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命运偏移”(destinerrance)这一概念动摇了“所有那些通过某种远程交流而声称将自己导向某种目的本身的人”(tout ceux qui par quelques télécommunications prétendent se destiner)。<sup>1</sup>它既意味着一种偏离,也是一种关于文本如何抵达其隐含读者(impliedreader)的常规描述。这就是作为事件的“命运偏移”。换言之,这便是事物本来的样态。当我以所谓的英语对你们讲话时,常识告诉我们,我不可能确知你们每个人是如何理解这些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隐含读者是作为集体的工人阶级。即便在它诞生的年代,这种假设在西北欧的语境中也已经受制于“命运偏移”。其历史证明便是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后的变迁,乃至于我们自己——此刻聚集于这场会议的人。我们无休止地谈论“谈论的变奏”,而“目标的游移”则被研究与开发(R&D)以及情感性重构的金融资本所践行,在企业化教育的辅助下实现。最优秀的学生被困在一个彻底私有化的论文机器之中,在那里,知识的理念依旧只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所谓的行动主义(activism)成了募资活动,或是偶然且国家化的行为,被视为那不可化约的地方性(local)。而这正是“命运偏移”作为任务(task)必须被安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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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sup> 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aris:Flammarion, 1980, p. 7;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3. 在本文中,我考虑了三类受众:伦敦:一次关于“当代资本的哲学与政治”的会议;柏林: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的研讨会;云南:一次关于“重塑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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