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为人熟知的“越界”段落之一，便是对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的召唤。它反映出马克思那种未经审视的强健人道主义。而他在构建资本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capital）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正是要解构这一人道主义，这或可视为他自身（或他所感受到的）任务的主要内容，即设定黑格尔的“命运偏移”。
一个重要的中途站，是发现了劳动力中存在一种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或离心性（centrifugality）。生产的主体，即工人集体（作为公民？），如果能审慎地加以运用，那么大概就能带来一种治理结构，从而支撑我们先前那段越界性的段落中所描绘的自由王国。这就要求我们理解一种社会层面在私人利益与公共责任之间张力的二重性或离心性。马克思偶尔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阶级性的张力，但他从未真正对其进行过理论化。实际上，这种二重性也存在于精神（Geist）与意识（Bewusstsein）之间，前者是哲学的、普遍的；后者是私人化的，甚至是“哲人式的”（philosopherly）。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地与意识形态这一真理/虚假意识的对立相关。这种区分在政治实践的技艺中是否重要？黑格尔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发展不是依靠意识，而是依靠精神；但意识的出现却又是精神生成的必要条件。他一再指出，个体意识（那种虚假地自以为是行动主体的意识）与普遍（Allgemein）之间存在一种颠倒性的对立，而后者才是精神真正的行动空间。当意识被安置于普遍之中时，便能通过言说（Rede）或一般性的语言实现扬弃（Aufhebung）。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170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