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宪法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它要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本就希望渺茫。事实上，19世纪真正能够制衡帝权的力量来自官僚体系。而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后对高门（Sublime Porte）的独立性予以压制，使得权力集中于宫廷之中，并在无意间为另一股更具革命性、也更危险的权力对手——军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sup>8</sup>
我们至今仍未走出这条路径的尽头。所谓“军队”，在抽象意义上，正是我们称之为新哈里发的组成要素之一。从最广的意义上说，这支军队既属于彼此之间关系复杂的各个强势民族国家，同时又属于哈里发——那个自称为民族国家的空洞结构，即便仅仅存在于那些希望寻找继承地图之外替代方案者的心中。承载着这一“军队”运作的地缘政治，同样是无锚的。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幻影般的哈里发国，所谓公民身份的理念也不过是一种空壳形式，没有社会契约及其可能性作支撑。性别化的机制在这一无结构的动力场中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公民身份的可能性，在新哈里发的历史中早已消失无踪。如今，当我们在《资本论》诞生150 周年之际谈论它时，这种谈论被知识分子的“小众营销”所局限，用公民取代工人——我们已无法使这部文本重新获得自由。正因如此，移民这一宏大的问题，被欧洲式拜物教塑造成殖民主义的再现，必须被重新置入那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之中：即各种“哈里发”欲望的历史。这无疑是一个庞大到无法在此充分展开的主题；我仅在此提及它，为的是脱离那仁慈欧洲的语言牢笼。我们被困于一系列官僚化量化的平等峰会/节庆/会议之中，这些活动在企业资助与企业化大学的支持下，对听众重复宣讲，却放弃了批判性教学的责任；我们与让资本主义全球化得以延续的意识形态，已形成有机的共生。对此，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资深“行动主义者”曾提出，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从企业部门获取资金——大概是为了继续举办那些巨型的全球抵抗会议。这种做法混淆了货币与资本的区别，更进一步，也混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善用资本的观念所作的嘲讽，一直追溯到他在《资本论》中确立劳动这一离心式的（centrifugal）核心形象，它成为他批判的枢纽性发问点，并隐含地提出利用协商性资本以追求社会正义的可能。从《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节，到第三卷中关于以资本为中介而抹消各种生产方式差异的论述，这一思想线索始终贯穿其中。许多忠实的马克思读者认为，《资本论》第三卷既是对前两卷的延续，又超越了它们的界限。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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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8</sup>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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