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对伦敦、柏林、昆明等城市进行了一种概括。任务在于将底层群体纳入公民身份，不仅是这些城市的公民身份，也包括所有命名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同时，规范资本以改变全球普遍性格局。性别，作为大于整体的一部分，将“命运偏移”的事件推向不可计算的境地，使思想与世界的革命成为一项永久任务。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30</sup> Frigga Haug, ‘The ‘Four-in-One Perspective’: A Manifesto for a More Just Life’,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23. no. 1 (2009), pp. 119-123. 然而，我无法认同豪格与国际公民社会共享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目标。我过去三十年的工作，大多不太成功，一直致力于培养最贫困的儿童和最富有的成人理解民主背后的矛盾直觉，因为他们终将投票，即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为臣民的公民”（citizen-as-subject）的概念，也正是本文中“命运偏移”这一荒诞任务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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