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伟大的寓言式儒家传统深知，诗歌与想象性诠释的可能性密切相关。想象力既非纯理性，也非非理性，它拥抱理性。它在我们因单纯理性而犯下的错误之外，保持着开放性，因为我们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哲学和定性社会科学的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合作式的支持，而非单纯纠正性的帮助，与新数字技术所提供的知识管理能力相比。数字技术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既强大又危险；而想象力则慢慢地训练着骑手，让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旧事物，从而也能以旧的视角理解新事物，而不会陷入无根据的黄金时代主义（golden-ageism），那只是对过去的美化，而非真正的重新想象。在此，我以亚洲人的身份发言，代表中国与印度的伟大传统。我们在历史上曾携手合作，我希望从智识上，我们能够再次如此合作。（如何将这种传统话语引入性-性别[sex-gender]的补充中，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问题，几乎将我们推向荒诞的边缘。<sup>29</sup>）
同样的精神下，我想在德国提出，今天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使命，去想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尤其是当它开始不断自我伪装，或者为全球殖民主义提供伪装时。这是强烈而深刻的表述，旨在让我们反思自身角色，当我们从欧洲国家迈向全球化，以批判人类世（Anthropocene）为名时，该如何行动，同时呼应弗里加·豪格的信念：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并非尊严的衡量标准。我非常支持豪格提出的四点方案，在自动化时代，不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是现有岗位应缩短工时并实现同工同酬。当我在中国，以磕磕绊绊的中文向各地女性主义工人讲话时，我总是感到失望，这些工人多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而他们的工作往往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收入生产上。在这一点上，我与豪格的观点完全一致。<sup>30</sup>就业能力并非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前进的唯一标准。正如我所提出的，若我们想回到1844年（而非 1818年），从国民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而非仅仅去回忆一个出生年份，那么仅靠阶级连续性地向全球南方延伸，是无法纠正任何问题的。最终，那只会是一种家庭价值的宣言，而这正是最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做法。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多德无法产生劳动价值理论。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poesie比纯粹的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更适合作为认识历史和预示未来的方法。我相信，马克思使用希腊词poesie而非普通德语Dichtung，正是指向了这种可能性，将诗作为一种方法，而不仅仅是隐喻。
<sup>29</sup> 戴锦华的《电影与欲望：戴锦华作品中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政治》（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Jinhua, ed. Jing Wang and Tani E. Barlow, London: Verso, 2002）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让我们开始勾勒这一问题。一个与我们的学术能力相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读一部电影，如《人鬼情》（字面意思为“人和鬼之间的联系？”）。在此感谢张震对翻译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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