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萨拉·法里斯结合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分析当代欧洲右翼民族主义为何以性别化、种族化的双重标准对待移民男性与女性。她指出，所谓“女性民族主义”——即右翼在反移民与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挪用女性解放话语——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虚伪，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基础。与被视为“经济威胁”的移民男性不同，移民与种族化女性因集中于护理、家政等难以机械化和外包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构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常备军”，而非可随时弃置的后备军。正是她们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作用，使其在排外叙事中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由此，法里斯表明，性别压迫、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并非彼此外在，而是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重组过程中的同一结构性机制。
第七章鲍里斯·布登以1989年东欧剧变为历史断点，重新审视《资本论》在当代的“身后生命”，并将问题聚焦于自由、语言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冷战结束后所谓“摆脱马克思而获得自由”的叙事，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被从其历史实践与阶级语境中剥离，并被重新安置进一个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全球知识精英公共领域。布登通过对《资本论》翻译史与当代英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英语霸权如何造成理论意义的系统性偏移，使马克思的批判逐渐经典化、去历史化，并丧失其介入现实斗争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的“再方言化”与知识生产的等级化同步发生，形成一种新中世纪式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在政治层面，布登将1989年的“民主革命”重释为一个三阶段过程：意识形态解放、政治权力转移，以及最终的资本主义复辟。抽象的“自由平等个体”形象在此成为关键的意识形态装置，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暴力，并将阶级关系重新体验为个人化、道德化的人际关系。借助莫奇尼克的分析，布登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社会统治不再主要以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形式出现，而是以自由、身份与个人责任的名义被人性化、法权化。最终，布登警告说，《资本论》若仅作为一部被完美英译、由全球学术精英研读的经典文本而存在，其批判潜能将被彻底耗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保存马克思，而在于如何使自由与批判重新学会在当代“新俗语”的黑暗之中发声。
后记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