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两种存在形态：作为事件，它在翻译、传播与再政治化的过程中持续发生意义转移；作为任务，它并不提供完成了的政治方案，而是将未竟的批判责任不断推向未来。命运偏移因此并非《资本论》的缺陷或失败，而是其理论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将《资本论》的当代意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不可封闭的政治理论使命，而非一套能够被忠实继承或直接执行的封闭体系。
第九章在马克思与福柯的交叉视野中，重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以战争为结构原则的社会形态，并据此重构主体化问题。作者指出，《资本论》并不仅分析剥削关系或经济规律，而是在其关于原始积累、工厂斗争和国家暴力的论述中揭示，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始终伴随着战争——无论是殖民战争、阶级战争，还是种族与性别战争。由此，资本主义并非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治理，而是通过治理术、法律与制度，以其他方式持续组织和管理战争。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福柯关于权力、战争与主体化的分析，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场景：一是治理术内部的权力关系，其中主体被建构为“被治理者”，其自由与抵抗被纳入制度化框架；二是战略对抗的场景，在这里，主体并非既定身份，而是在断裂、冲突与战争中生成。作者据此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辩证法为核心的主体理论，认为其倾向于将对抗同质化、目的论化，从而遮蔽了战争与差异的不可扬弃性。通过回溯1968年运动及其后果，本章指出，当代政治的困境正在于：主体性生产、自我解放与伦理美学转向，往往与反资本主义的战略对抗脱钩，从而被新自由主义重新吸纳。作者因此强调，若不重新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的构成性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主体化与政治组织问题，就无法突破治理术所设定的自由与抵抗的限度。第九章由此将“主体化-战争-资本”确立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斗争形式的关键分析框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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