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的是，在讨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时候，马克思脑子里想着英国的例子，也就是先进的工业国家；在那里，国家并没有过多地干预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进程，无产阶级缓慢发展，并且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在马克思看来显而易见的是，除非拥有一个社会基础并且执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否则任何国家，即使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例如，建立在征服之上），都不可能幸存下去。
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①
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当他宣称作为巴黎公社的一个结果，“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时，对国家的描述。尽管国家源自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但它最终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上。
法国恰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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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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