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种特定的合理性是内在于社会中的，内在于它运转的方式和组织方式之中。它到处预设理性，但只有上升到一个特定的点之后才能被实现。无论国家存在于何处，它都声称自己是理性的化身，并且对其组织机构、技术专家、管理者，一直到它的警察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化身。但同时，它无处不揭示出一个存在于其理论的定义与实际的预设之间的矛盾。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内在矛盾的，也就是说，国家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社会真相。就像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概略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践斗争的概略。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政治的角度(sub specie rei publicae)反映了一切实际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
尽管，国家最终必须被改造或者废除，选择合适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还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必须被当作社会需求、社会斗争和社会真理来仔细审查。从国家开始的批判，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它包含着某种真理，尽管它采取了伪装和隐藏的形式，而理论分析将揭露这个真理。在政治学中存在社会真理，正如哲学中存在社会真理一样。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①
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性分析可能暗示着他对不同国家的体制和机构做过仔细的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关心国家本身，他关心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政治分析本质上并不处理国家的“政治形势”(关于手段的问题)，而是处理社会中的国家的形势。如他所见，政治社会学是一种政治行动。那么，为何还要费神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家本身，研究作为一个分离物的国家？
第5章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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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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