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而言，任何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对国家的批判性分析，都必须以特别地研究每一种已知的生产方式、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每一个国家为基础，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这既是从结构的方面（阶级）来说的，也是从危机的（conjunctural）方面（征服、支配、征服者和他们军队的特征，等等）来说的。政府揭示了它掌管着并将自身置于其上的社会的特殊性；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将社会的斗争与冲突集于一身。反过来说，由于考虑到这个或那个国家形成的多重条件，特殊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
正如黑格尔那样，马克思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和个别的（并且在整体或全体中仍然有其位置）。然而，在这种关联中（正如在其他关联中一样)，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表述“倒转过来”。具体的东西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
我们不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出许多具体的分析，它们都应该被称为“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已经引用了好几个。还有一个，尽管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但堪称典范：
用以将革命归因于鼓动家的丑陋企图的迷信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革命剧变的发生，根源于一些社会需要没有被过时的机构满足。需要可能没有被如此强烈地感到以至于获得直接的成功，但任何野蛮压制的企图都使它更为有力。……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最近的起义的原因，发现它何以失败。1848年2月/3月的运动，不是个人按照他们自己意愿行动的结果，而是需求的不可拒绝的自发的表现。①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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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新英格兰报》，1853。中文版全集中未找到此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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