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广袤的疆土上，农民共同体（农业一牧业的共同体或者乡村共同体）历经数千年而保持不变。城市这一处于农田中间的相对非生产性的岛屿，充当了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君主及其政府机构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马克思说，在这些亚洲帝国中，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农业可以在一个政府的管理下衰落，又可以在另一个政府的管理下恢复生机”。从上古时代以来，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印度和中国亦是如此。①
那么看起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即使不是不一致的，至少也是模棱两可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模棱两可在今天几乎不能被消除，而只是被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教条取代。他们有一些人整个地忽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它处处使得他们陷入窘迫。而另一些人则将历史图式化为这样一个论点，即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模式、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连续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被设想为在几乎完全“清理”了前一个阶段之后，建立在它的废墟上。
如果我们意识到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有诸种不同的可能性，而不认同任何直线性的教条，那么这种模棱两可的迷雾就会被驱散。在欧洲实现了的历史可能性，并不完全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平行(这个假设在晚近的讨论过程中被阐述出来）。在这个范围内说，历史展示了明显的不一致性，即多样性，这些不一致为这个事实所解释，即历史比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所承认的更为丰富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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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我们或许可以加上哥伦布之前，甚至其之后的美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篇）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马克思的文章在1851—1862年经常出现在此报上，并且多是与恩格斯的合著)，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模式。因为在少数的一些场合，官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参见最近发表在《思想》(Lapensée）1964年4月和10月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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