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①。
1846年的这些文章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在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对这个运动抱有多大的希望。他似乎认为民族性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事物了。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欧洲许多国家设立“通讯委员会”。这是第一国际建立的先声。这些委员会制定的目标之一就是“摆脱民族局限性”②。
然而，在分析政治战略和策略的特殊问题，考虑一个联盟或一个纲领的时候，马克思把民族作为革命活动在其中得以实施的一个框架：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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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7\~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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