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将会消除民族界限，完成一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过程。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尽管由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内容（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而言不是民族的，但它就其形式（政治的）而言是民族的。这个基本的论断同样表达在马克思最后的政治遗嘱，即《哥达纲领批判》中。
为什么不坦率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著名的文本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是个谜？在这里，对形式的强调证实了以上论点。对形式的研究似乎被归入了社会学的名下。然而同样是这些文本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模糊性。如果形式离不开内容，理论离不开实践，那么民族国家和民族性难道不是应该得到定义，得到以概念的方式进行的阐述，得到理论地澄清，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已经过时的事物吗？当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的时候，他相信超越它们是可能的。他从这个假设出发。这个假设意味着社会一经济关系构成彻底的批判性否定的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性的主体，意味着革命实践由此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在对民族这个概念的分析上呢？马克思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愈加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工人运动面对的主权国家以及它们的政府是资本主义的，它们的统治阶级是或多或少与幸存的封建要素结盟的资产阶级。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框架之内，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征。在这个背景下，特殊与普遍之间是何种关系？当然，这是逻辑地、抽象地提出问题，并且看来非常有必要继续走向具体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但这恰恰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只有一点点。零星地涉及一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发展速度，几乎不能填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个严重的裂缝。我们要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规范的而不是概念的理论层面？或者我们应该说，他是按照他关于革命运动超越民族界限的假设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第5章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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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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