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线作战：反对一种特定的“左派”（它否定民族，否定“纯粹民族的”问题，也否定处理人民的独立和自决权的问题)；也反对一种“右倾”，它的代言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是所有民族模仿的典范。
毫无疑问，这样的断言不假。然而，这与我们讨论的观念不相关，只与运动的战略甚至内在的策略相关。这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贬低还是抬高呢？这是一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概念未能为运动提供指导，而运动遵循它自己的规律例如，分裂为诸种倾向左派（宗派主义）、右派（机会主义）和中间派（保留机动的余地）。这是否意味着实践已经凌驾于理论之上？如果这在实际上发生了，那么理论是否就退化为了策略性的专门知识？这难道不是以关于政治倾向的社会学取代政治社会学吗?
另外，这些倾向在我们的时代（或者似乎在我们的时代）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明确。尽管拉萨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左派(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但他同样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顽固的捍卫者。至于蒲鲁东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坚持称他们关于合作企业(co-operative)、人民银行等的观念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并没有考虑民族特色。在第一国际期间，改革派采取了与民族主义有些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而极端主义者倾向于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根本的政治论据。所有这些都没有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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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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