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数量和越来越大的规模，引起了对政治和社会方面之间的矛盾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类的自由必须在社会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被定义。现代国家是否会设法在政治的决定性的重压之下完全地扼杀社会生活？这是拉萨尔忽视了的问题，但马克思却坚持不懈地提出它。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反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现实性”的名义拒绝革命的可能性，误将现状当作现实，将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仅仅当作乌托邦主义。
在新社会中，国家的形式将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哪些与国家现在履行的功能相类似的社会功能将会继续存在呢?这些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即在观念的、理论的层面上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②
在过渡时期，人们将会给国家“一个猛然觉醒”。政治民主本身将会被克服，不是通过改善国家，以及它的民主、共和的机构，而是通过摧毁目前被设立在社会之上的国家和使这样的国家得以可能的社会部分来克服。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扩大和国家的消亡是同一场“运动”的三个方面，是革命的三个方面。
总体来说，在马克思的政治遗嘱中，他重申了自己对国家一直持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一个根本性概念，即国家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包含了国家的终结。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内部联系是辩证的——矛盾和统一，一个通过否定而获得的更高的合题，即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目标不是简单地摧毁国家（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而是让社会的整体——变革后的社会——接管先前由国家履行的职能。内在于现存社会中的不完整的合理性，目前因为社会中的矛盾而被抑制，已经由国家监管，甚至被国家占有。社会必须重新占有这个合理性，并推进它以达到完全的实现。而现存的情况是，国家将合理性推向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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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同上书，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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