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写下这些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他的警告将会被注意？如果是，那么是谁注意到？他是否希望“运动”赶上理论，不再落后于其指导观念?他是否相信政治家、官僚、“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将会从运动中被清除出去？他对那些收到他的教诲的人，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有什么期望呢?就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能力而言，当那些不理解他的行动者称他们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是否感觉不堪重负？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运动在理论上已经变得如此脆弱在德国，在理论水平高于其他任何地方，领导和工人们都喜欢把自己当作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继承人的地方？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所作的评论丝毫没有失去思想含量，最后一个评论是一个尤其特殊的爆发：我已经说了，并且拯救了我的灵魂！(Dixi et salvavi animan meam!)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一个革命家完成了他的著作。他成功地说出了他必须说的，做到了他能够做的。这些观念依旧与我们同在，像它们过去那般鲜活、持久，而这个杰出的思想从那时起就被无数人评价为枯燥、冷漠和贫乏的思想。马克思把自己交给了后人，交给了“运动”。他还能多做或者少做些什么呢？他不是庞蒂乌斯·彼拉多(PontiusPilate)，他没有洗干净他的双手，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宣讲。马克思活得足够长久，所以能察觉到，在自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他自己的国家理论之间，在实践的政治家和由理论解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惊人的鸿沟。在那些最后的话语中，我们察觉到了希望和恐惧。他的最后一天是生活在痛苦中还是良心的安宁中?又有谁能告诉我们呢?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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