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体性相关的是马克思社会学的批判性。列斐伏尔是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以及人类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获得这种批判性力量的。他说：“过程所产生的结构，内容所创造的形式，倾向于使它们（过程和内容）静止化。因此，对结构和形式的彻底批判，是内在于知识的，而不是将一个价值判断强加于社会学。”将社会批判的动力诉诸实践与社会的矛盾机制本身，就避免了各种社会学中的肤浅的价值判断，对社会本身的分析本身就包含着批判。就此而言，这种社会学与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的社会理论是相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所揭示的这种社会机制，并不是一种精神运动。相对于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模型，列斐伏尔的社会内容与形式的模型更具有客观性，因为具体的社会存在被置于第一性的地位，而不需要去寻求一个形而上的精神概念的支持。与黑格尔主义保持距离，使得列斐伏尔避免了青年卢卡奇那种对革命实践的乐观态度和阿多诺等人的悲观态度，让革命的动力从对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分析中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列斐伏尔重构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阶级和国家等概念。应该说，这些解释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尤其是其清醒地与形而上学保持距离，试图坚守在社会的层面以实现马克思思想最初的意图。然而正是由于其有意地远离形而上学，列斐伏尔没有成功地为马克思的社会学阐明哲学的前提，例如在探讨实践的时候，列斐伏尔涉及了对实践主体以及现实个人的人类学描述，但对这些前提性的要素却没有深入追究。这在逻辑上就导致了列斐伏尔的总体性主张与哲学前提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哲学的传统，总体必须由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来保证，而一旦离开这样的概念，列斐伏尔的总体性就成为一个含混的存在，被降低为多重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列斐伏尔依据实践与社会结构、社会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结构对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概念的重构，甚至对马克思某些文本的重新发现，但同时也能体会到其方法论根基的晦暗不明。当然，这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碎片化的、实证的社会研究，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我们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在二者之间谨慎前行。相信读者也能在这本小书中体会到这一点。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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