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国家不过是又一个依赖历史条件的制度。并不是国家召唤出历史条件，使之成为存在，然后通过某种形而上学的过程，给予其性质和意义。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马克思着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彻底批判的时候，他并没有设定：制度有一个基础，它自身是上层建筑。至于黑格尔的观点，即中产阶级（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政府官僚机构）是“普遍的”阶级，是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意识的承担者，马克思用他所能使用的最强有力的语言严厉地批判了它。
现在，不得不问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是“理论”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产生于对理论真正的核心概念的分析和超越。黑格尔体系的问题是，它使历史在当代成为终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终结”，从而麻痹了行动的希望。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是作为一个行动者来进行思想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长期战斗。他最初的战略是呼吁一个无产阶级的联合。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果断地挑战着当下制度的“真理”，怀疑着现存制度的内置的美德。他不能接受一种献祭（在最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使神圣化，使成为圣者）给现存政府和“法的体系”的哲学体系。现在，马克思自己相信黑格尔的体系将会成为最完美的那个哲学体系。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内在地与他对哲学的批判交织在一起。
但是这个关系并不恰好是一个迎面的碰撞。正如伽利略在笛卡尔之前出现那样，黑格尔出现于马克思之前。我们可以谈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黑格尔主义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但将这一重大转变归功于康德和康德主义会更加准确。革命存在于哪里？存在于此：首先是对黑格尔，接下来是对马克思而言，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时间。在他们之前被建构的科学和概念性思想中，空间占据主导地位。不用说，即使在最“机械的”观念中，时间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它是次要的，是被空间的维度决定的。在黑格尔那里，时间上的扩展性(“变”）成为最重要的，占据了首要地位：人类生活存在于时间之中，是历史性的，它特有的意识是一系列变化的阶段和变动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说他的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顶点，当代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点时，他便背叛了自己最为明智的洞见。这是黑格尔的遗产，马克思将之肩负起来，并带着它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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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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