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民法典》的目的在于类似于逻辑的形式上的一贯性，但它还是以一定程度的弹性、某种特定的适应能力为特征。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民族颁布的法典不尽相同，尽管它们都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之上。此外，还出现了辅助性法典。它们遵循着基本法典，但迟早会与基本法典合并或者修正它。以这种方式，与《拿破仑法典》一道，甚至在有损于这个法典的情况下，各种现存的社会范畴的权利工人、妇女、孩子、老人和患者的权利—被拟定出来。
辅助性法典仅仅改良基本法典；而革命则将会废除它，尽管它的一些基本元素会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社会主义社会依旧以契约和法律权利为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它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法律的狭窄视野”，不能超越这个法律所调节的形式平等和实际的不平等的奇特混合。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各取所需，各尽其能”的格言管理的丰裕社会才能摒弃形式上的法律团体、规范和形式上的准则，并逐渐地，以不能预见的方式，回复到习俗的统治。除非达到这个历史时刻，否则司法的社会学，对体制的形式化的社会学研究，仍将是阶级关系研究的一个格外重要的方面，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社会学的重要方面。
一个承认不平等的社会，其结构是以法典化的司法关系为特征的。这种法典化的司法关系将生产关系表达为一个形式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体系，但必须记住，内在的矛盾并未因此被清除，而仅仅是被弱化并从属于一个规范。不完全的、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被提出来，但这并不能解决各种冲突。系统化的和强加的结构的深度无非处于某个特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之下，“基础”保留了其自身的一种现实性。后者表明自己不时地处于无法预料的困难、问题和技术与经济的变动之中，这其中包括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同时，上层建筑引发了对司法结构的重新解释、更替，以及赋予这些不能被这个结构适当地接纳的内容以新形式。将这样的“体系”或“结构”视为字面意义上的“功能”是朴素而天真的。在现实的社会中，即在实践的层面上，“功能”这样的术语既不是如其看起来那样包罗万象，也不是那么有综合性：有些明显的鸿沟、扭曲和社会现实的领域是它们所不能“涵盖”的。现存的权力(powers-that-be)不断地以经验的方式混淆这样的要素，堵住旧的裂缝，又出现新形式的裂缝。忽视总体概念，与呆板地、逻辑地而不是辩证地接受它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89
扫描全能王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