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5世纪50年代末，在德国一地就有上千家公开营业的印刷厂，而在修道院和私人城堡的印刷作坊就更是难以计数。尽管有人试图将印刷术作为一种商业秘密垄断起来，但它还是很快流传到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里昂、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地方。尽管遇到了来自存在已久的手工抄写者的竞争，但由于税收上的减免和不受行业协会的制约，印刷术还是很快得到了发展。印刷术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在15世纪末期，纽伦堡的一家大型印刷厂就有多达24台印刷机，雇用了上百名工人，有排字工、印刷工、校对人员和装订工。
与语言交流相比，任何一种书面语言都能大大节省体力。书面语言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且阅读者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打开阅读。可以随时中断思路，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也可以集中阅读、思考某些段落。由于有多个副本，印刷术也增加了保存文字资料的安全性和长期性，拓展了交际的范围，节省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印刷术很快就成为人们新的交际媒介。由于印刷术无需交际者面对面，也无需借助任何手势，所以它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始生代技术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由此曾给这个时代起了个“形而上学”的绰号。到了17世纪末期，在这种交流艺术中时间记录和事件记录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于是，时事通信、市场报告、新闻报纸、期刊杂志都纷纷登场。
把人们从此时此地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印刷技术可谓居功至伟。而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它也促进了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由于专注于印刷的文字，在感觉和智慧之间、在声音和影像之间、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人们开始找不到平衡了。这种平衡只有15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阿尔伯蒂（Alberti）才能暂时达到。平衡不久就会失去，剩下的只有印刷的文字。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知识得到了更广阔的空间，谬误也同样利用印刷而大行其道。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现代教育家的先行者琼·阿摩司·考门斯基（John Amos Komensky）曾经倡导儿童应当阅读图画书籍，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恢复感知的平衡，建立必要的视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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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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