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了解最典型、最阴暗的古生代技术城市：肮脏、破烂、煤气灯下的19世纪70年代的伦敦。他还了解黑暗势力的最底层，例如比利时埃诺省博里纳日区的矿山，他曾在那儿与矿工一起生活过。他在早期画作中勇敢地面对周围环境最阴暗的部分，他画出了矿工扭曲的身体，脸上带着几乎动物般的恍惚，弯腰吃着区区几块马铃薯，他们贫困的住房永远是黑色、灰色、深蓝色或土黄色。梵高已经屈从于这种阴森而可怕的常规了。然后，他去了法国。法国从未完全屈服于蒸汽机和大规模生产，仍然保存着农村和手工业。梵高迅速觉醒，高声反抗新工业主义的畸形和不人道。他陶醉在普罗旺斯的清新空气和美妙的视觉世界里；他的感官不再受到烟尘和污垢的掩盖和压抑；他如痴如醉地创作着，简直是心醉神迷。烟雾散去，色彩归来，盲人得见天日。
尽管基于谢弗勒尔（Chevreul）的色彩学研究，已经有人对印象主义者的作品做了色彩分析，他们的视觉表达还是被同时代的人觉得难以置信。他们被指责为骗子，因为他们的画作颜色并未受画室墙壁的影响而变得阴暗，并未因薄雾而变得柔和，并未因时间、烟尘和修饰而变得柔美。因为他们画作中的绿草在强烈的阳光下变为黄色，白雪成为粉红色的，而白墙上的影子是淡紫色的。因为他们画作中的大自然不够朴素、不够严肃，古生代技术人员认为这些画家肯定是喝醉了。
一方面色彩和光线吸引了画家，另一方面音乐在古生代技术环境的影响下变得更加狭窄，更加强烈。车间小曲，补锅匠、小贩、卖花女的街头叫卖，水手的船歌，田野、酒吧的情歌，都在这个时期随着创作激情一起逐渐消失了。伴随劳作的是计时的嘀嗒声，而不是有韵律的歌声。宗教、军事或悲剧情节的民歌，随着内容的过时而被感伤的，甚至带有色情成分的流行歌曲所取代，悲怅变为虚伪。歌谣只是通过柯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和莫里斯的诗篇才得以幸存。很难以同样语调谈论“Marie Hamilton's to the Kirk Gane”和“The Bag-gage Car Ahead”，它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歌曲。诗篇和歌曲不再属于普通民众，它们变成了“文学的”和专业化的，与大众隔离了。没人还会邀请仆人进入客厅参与吟唱一首小曲或歌谣。诗歌的遭遇也是音乐的遭遇。但在交响乐团的创立上，在新交响曲的规模、力量和乐章上，音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工业社会的理想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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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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