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夸大了这些发明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始生代技术时期人们对着镜子自省，写传记或自传。而在新生代技术时期人们对着相机摆姿势，甚至对着电影摄影机表演。变化是由内省的心理变成行为主义者的心理，由过度烦恼的少年维特变为冷漠的海明威般的公共人物。身处荒野、面对饥饿和死亡，某个进退两难的飞行员这样写道：“我又做了一个救生筏，这次我脱下衣服试航。我穿着内衣、背着木筏，看上去一定很帅。”他单独一人的时候还把自已设想为一个公众人物，有别人在旁观看。从遥远部落的老太婆到舞台上精心准备演说的政治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个心态。头脑中持续意识到外界公众的存在，这至少部分是受照相机的影响，或是由此养成的心态。如果实际生活中没有相机在旁，人们也会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即兴弄一个出来。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不再是自我检查而是自我表现；不再受自我反省的折磨，而是变得从容而坦率；不再是裹在大氅里的骄傲的灵魂，深夜孤独地漫步在海滩，而是就事论事的灵魂，拥挤人群中的一员，在中午的太阳下走在海滩旁。当然，这种变化是无法证明的。即使说照相机的影响可以直接论证，然而很难认为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技术导致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比人类的需求和兴趣更具有决定作用，难道这还需要再强调吗？
无论照相机和电影引起的心理反应如何，我想，它们在精简节约地管理社会遗产上的巨大贡献是毋容置疑的。在此以前，声音只能用文字来不完整地表达。有趣的是，最佳系统之一—贝尔的可视语言是电话发明者的父亲发明的。除了羊皮纸、帆布或纸面上的文字、印刷文件和绘画之外，过往文明的存留物只是一些残垣断璧，或是纪念碑、建筑物和雕刻。这些都是工程作品，体积巨大，对于当地的现代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些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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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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