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使用机器是命令式的。从依靠机器体系取得社会地位的机器拥有者看来，强迫使用机器也迫使劳动者背上了重担，消费机器产品的重担。而机器制造商和工程师承担的责任则是发明花哨的次品—例如安全刀片或普通的美国毛纺织品，这样产品就能迅速不断地更新。机器时代最大的异教是对于会减少机器的应用的某个制度或某个习惯或某种制度的信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体系的目的不是节约劳力，而是取消所有劳力，除非他们能通过工厂带来利润。
一开始，机器体系代表着在生活中以数量取代价值的一种企图。在机器及其使用之间，正如克拉纳斯（Krannhals）所指出的，跳过了一个心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跳过了评价阶段。一台蒸汽涡轮机可能发出成千马力，一艘快艇可能速度超群，这些事实也许能让工程师满意，却不一定能被社会广泛接受。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气灯可能比蜡烛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谈到人类目标或在讨论人类和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如果世人想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满足需求。如果世人想欣赏黑暗的神秘以及自然洞穴的奇形怪状，他会更愿意使用火炬或灯笼，逐步深入；而不是像弗吉尼亚的著名洞穴利用升降机和彻底排除神秘感的炫目（电）灯光来展示——这种商业炒作把整个壮丽的景观降低到伦敦娱乐公园的水平。
因为18、19世纪那些发展机器的人没有经历社会评价过程，机器体系的急速发展就像没有调节器的发动机一样，往往会让轴承过热而降低了效率，却没有带来任何补偿性的收获。于是社会评价就留给置身机器体系环境之外的人来做了，不幸的是他们一般都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理解力，因此他们的批评往往就不那么中肯。
需要牢记在心的是，机器体系之所以不能得到正确评价和不能融入整个社会，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收入分配不公、管理不善、工业领袖的贪婪和眼光短浅，这也是由于新技术、新发明所赖以奠基的整个哲学本身的弱点和不足而造成的。当时的企业家和领袖们相信，除了那些已自动体现在利润和价格中的价值观外，他们能够回避其他价值观的引进。他们相信，公平分配的问题可以通过商品的大量生产而回避，他们相信人类精力的合理应用可以通过拥有大量劳动力来回避。
第六章 代偿作用和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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